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总书记的话
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020年9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座谈会上强调
要讲好抗战故事，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2025年7月7日至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强调
【编者按】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是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纪念抗战的重要时间节点出席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纪念抗战胜利等活动，前往抗战纪念设施、遗址缅怀先烈、致敬英雄，强调“要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把伟大抗战精神一代代传下去”。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不仅是物资转运的生命线、文化薪火的庇护所、人员转移大通道、国际援华中转站等，贵州儿女更是以坚强意志和巨大牺牲，有力支援了全国抗战，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谱写了不可磨灭的篇章。值此历史节点，本期专刊聚焦大力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回顾并阐释贵州在抗日战争中的独特地位与重要贡献，共同汲取伟大抗战精神中生生不息的奋进力量。
【我们的实践】
追寻红色基因 汲取奋进力量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徐吉欧
穿越历史的尘烟，有一种记忆永不磨灭。
80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儿女勠力同心，终于迎来14年浴血奋战的伟大胜利。
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引领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抗战期间，贵州儿女前赴后继，用鲜血和生命筑起了保卫家国的钢铁长城。他们血战淞沪、台儿庄，威震沙场；坚守抗战大后方，保障抗战运输命脉，救死扶伤；深河桥畔奋勇阻击，用生命捍卫家园，诠释“山一般的脊梁”。
悬崖峭壁上，数万民工用双手和血汗，“抠”出了一条让日军胆寒的“魔鬼公路”——晴隆二十四道拐。没有挖掘机，没有安全绳，他们用铁锤钢钎，让45万吨武器弹药、油料等战略物资从这里运往抗战前方，二十四道拐也因此成为连接国际大通道的桥梁和纽带。
密林间，几十间茅草房与数百顶帐篷次第搭建。这里没有钢筋水泥的宏伟建筑，却孕育出“抗战时期中国最庞大的医疗系统”。1939年春，援华医疗队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历经几次迁徙，最终迁至贵阳图云关，成为抗战时期整个救护体系中最有系统、最具规模、分布区域最大、技术功能最强的战地救护组织。
位于黔东南州黄平县的旧州机场，曾是“驼峰航线”的重要中转和补给节点，当年美国“飞虎队”800余人曾在此常驻，在此起飞的战机先后参加多个重大的战役。
…………
从1937年到1945年，贵州共征兵639631人，当时贵州仅有1000万人左右的人口，平均每100人中就有近6.4人奔赴前线。贵州作为抗战大后方，不仅是重要的交通运输生命线，更是援华物资重要的中转站、阻滞日军继续北进的屏障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的重要节点，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贡献了贵州力量。
黔西南州晴隆县二十四道拐。李林 摄
拂过时间的刻度，从历史凝望未来。
今天，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逆转。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的伟大抗战精神，早已成为中华儿女的精神底色，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1937年深秋，贵阳“筑光音乐会”的青年们以一曲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和一声“亡国奴当不得”的呐喊，穿透山城迷雾，点燃了贵州人民的抗日烽火。
2025年8月22日，“黔岭丰碑·贵州抗战记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网上重大主题宣传活动在贵阳启动。
一场跨越88年的音乐史诗在贵阳文昌阁回响。在贵阳市云岩区文昌阁及周边日晷广场、电台街、省工委旧址、八路军贵阳办事处旧址、新华日报分销处旧址等多个红色地标，“黔岭丰碑·贵州抗战记忆——山河共鸣筑光永续”路边公益音乐会激情唱响，“历史+现实”的叙事方式，“零门票、零距离、零商业”的公益形式，让红色旋律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
2022年1月12日，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落成开放。一批又一批来自中国各地及匈牙利、英国、波兰、罗马尼亚等国的国际援华医疗队后裔，循着先辈足迹来到图云关，跨越国界的“寻根”之旅，逐渐汇聚国际友谊。
“我准备捐赠父亲的两枚中国印章，其中一枚上有乔治·沈的字样，另一枚有沈恩的汉字……”8月11日，居住在比利时的“西班牙医生”沈恩的后代皮特，通过微信告诉图云关救护队后人杨永楦。
肃静的展厅内，尖锐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令人惊惧。“这是当年日军轰炸时，同胞们听到的防空警报声。”独山县深河桥抗战遗址陈列馆内，讲解员杨燕林讲述贵州各族人民团结抗敌的历史。这里已成为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来此参观学习。
硝烟已散，精神永存。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从深河桥的弹痕到大数据的代码；从抗战时期承担物资转运重任的交通运输生命线，到如今从激荡着历史回响与未来潮声的贵州中欧班列；从贵州喀斯特地貌中守护文明火种的山洞“保险箱”，到贵阳图云关抗战纪念馆等承载伟大抗战精神传承的纪念场馆。贵州人民用行动证明：伟大抗战精神是流动在血脉中的基因，是面对挑战时的底气，是开创未来时的动力。
【专家的解读】
抗战后方 战略屏障
——贵州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贡献
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空前的民族灾难唤起了空前的民族觉醒，抗日救亡运动随即在全国迅速兴起。在这场关乎民族存亡的伟大斗争中，作为抗战大后方，贵州以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不仅为持久抗战提供了坚实的天然屏障，更以人力、物力、工业、交通等多方面的卓越贡献，成为支撑抗战全局的重要枢纽。贵州军民更是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有力支援了全国抗战，彰显了中华民族团结御侮的伟大精神，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谱写了不可磨灭的篇章。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贵阳图云关旧址。 廖文祥 摄
党的抗战动员区
中国共产党始终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模范行动，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中共贵州地方组织成立后，就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活动中，在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构建、动员民众参与抗战、配合正面战场作战、保障战时物资供给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赤合特支随即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发动游行示威，进行抗日宣传，抵制日货，声援东北义勇军，动员进步学生成立了“抗日救国会”。这一系列活动使贵州民众抗日热情得以唤醒。随后，中共黔桂边委、中共黔东工委、中共遵义县委、中共川滇黔省委、中共毕节中心县委、中共荔波支部、中共翁昂支部、中共卡法支部、中共蛮瓦支部等党的地方组织建立，一方面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主张，另一方面动员青年入伍赴前线抗击日军。
特别是1935年初，中共贵州省工委经党中央批准建立后，在配合中央红军斗争的同时，进一步发展党的组织，积极掌握抗日力量，开展武装斗争，宣传抗日主张，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号召各族人民团结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挽救民族危亡。卢沟桥事变后，中共贵州省工委重新组建，各地党组织得到恢复发展，为中国共产党在贵州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提供了组织条件，有力推动了贵州抗日救亡运动的普遍开展。
同时，中共贵州地方组织加强了对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贵阳队部等的领导，引导贵阳“筑光音乐会”“沙驼话剧社”“合群体育会艺术部”等群众团体和“农村助理员讲习所”等官办机构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使其转变成为抗日救亡的进步组织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组织。
兵源输送重要省
贵州虽身处大后方，但贵州儿女却从未缺席这场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他们为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也作出了重大牺牲。贵州奔赴前方战场的军队有：第82师、第85师、第140师、新编第8师、预备第2师、第86军、陆军补充师、独立第6旅、第102师、新编第28师、第8军、第103师、第121师等，其中绝大部分是黔籍官兵。他们参加过的战役有：中条山战役、洛阳激战、淞沪抗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徐州会战、四次长沙会战、台儿庄战役、忻口战役、南昌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浙赣会战、滇西反攻作战、松山战役等。其中，滕久寿、陈蕴瑜、刘眉生、杨家骝、全正熹等爱国将士血洒疆场。有些部队还加入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打通了滇缅公路，坚守怒江，为国际援华物资顺利运抵中国抗战前线立下了不朽功勋。
此外，中央红军长征中转战贵州近130天，仅遵义地区就有5400余人加入红军。这些贵州人大部分牺牲在长征路上，但也有不少编入八路军和新四军中。他们在前线与日军血肉相搏，奋勇作战，用生命诠释了“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壮烈。
抗日救亡支援地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贵州后，贵州各族人民立即和全国人民一道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迅速奏响抗日救亡强音，他们纷纷奋起抵制日货，上街示威游行和宣传抗日。例如，赤水的工人、学生、进步青年在此期间曾在县城十字口搭台集会演讲，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游行队伍高唱“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血才能救中国……”很多群众包括一些上层人士均受到感染，唤醒了民众抗日热情，纷纷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去。
卢沟桥事变后，在全国抗日的怒潮中，贵州各族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秋冬之际，湄潭中小学爱国学生发起组织了湄潭学生抗日救国团，开展抗日宣传、募捐。1938年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湄潭地方委员会”成立，通过开展献金活动、募捐活动、社会服务、给抗日将士写慰问信等方式支援前方抗战。1938年10月，在平越县（今福泉）的国立交通大学唐山工程学院的学生发动群众义卖、募捐、献金，支援前线抗战。1938年冬，贵阳在群新电影院为前方将士募集冬衣举行义卖公演。1940年10月，贵阳的女青年会为给前方抗日将士募捐冬衣，发起了义卖自制点心的活动。贵州人民还积极参加“一元献机运动”，不少人专门赶到贵阳捐款，后捐献了“贵州省国民兵团”号战斗机。
此外，抗战期间，贵州全省还征用大量民工兴修公路、铁路、飞机场、桥梁等，征工数达到1286万余人次，民工伤亡数共计16235人，其中受伤者14175名，死亡者2060名。为了支援前线，贵州各族群众还积极购买“救国公债”“战时公债”“同盟胜利公债”等公债，以缓解战时财政困难。全省总计历年公债实收数为5.78亿余元，全省平均每人负担58元。在征集粮食方面，全省1941年至1945年间共征粮1242万余石，其中军粮稻谷740万余石。
阻滞日军屏障带
1944年11月底至12月初，占领广西的日军分出一部分兵力——中国派遣军第6方面军第11军沿黔桂铁路直逼黔境，分三路侵扰贵州独山、三都、荔波、丹寨、都匀等5县及其所属38个乡镇。在日军进入黔境的近半个月时间内，给贵州尤其是黔南人民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无数难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被杀、冻、饿、病死者不计其数，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黔南事变”。
英勇的贵州人民奋起反抗，以热血铸就钢铁长城。三都石板寨战斗，水族村民50余人自发组织抗击数千日本侵略军，打死敌人8人，缴获防毒面具、钢帽、弹药等军需物资，村民牺牲4人。营上坡战斗，以江月波为队长的自卫队，埋伏于营上坡向仓皇撤退的敌军尾队发起追击，打死敌人10多人，缴获轻机枪1挺、步枪11支、子弹1箱、战马1匹。杨柳关伏击战，埋伏在关口的群众自卫队使用猎枪、步枪、土炮等袭击日军，共毙敌人9人。低育坡伏击战，三都水更寨的水族群众埋伏在低育、姑碰等山坡上，用鸟枪、土炮等袭击小股敌人，共打死敌人14人。独山抗敌自卫团趁日军从黑石关败退之际追击日军，缴获颇丰。
此外，贵州的山川形胜构成了抗战天然的“防空洞”，巍峨的高山、磅礴的河流、险峻的峡谷等构筑起一道道日寇机械化部队难以逾越的天然防线，起到迟滞日军行动的作用。贵州的屏障功能保护了四川、云南等核心后方，成为掩护西南大后方的坚实盾牌，所以日军虽发动“黔南事变”，但未能深入贵州腹地。可以说：“若无贵州山地之固，则西南门户洞开”。
交通运输生命线
贵州地理位置特殊，在成为抗战大后方后，为前线提供了大量的军事、经济物资。尤其在来自东面、东南面及南面的交通运输线断绝后，各种援华物资只能通过滇缅公路、滇印公路运到中国云南，通过贵阳再转运至重庆或抗战前线。
公路运输方面，滇黔公路承担着运送海外援华物资的任务，成为连接前线与滇缅、滇印公路两条国际大通道的桥梁和纽带。仅在1938年2月至1942年初的3年多时间里，西南运输处一家就投入800辆卡车，运输物资22万吨到前线。晴隆县作为抗战后方战略物资的集散地，在抗战中总计将45万吨国际援华物资运抵抗日前线，尤其是在抗战中后期，每天均有3000多辆汽车运送抗战物资到重庆。作为黔滇公路标识的二十四道拐，被赞誉为“抗战生命线”。素有“滇黔锁钥”之称的盘江铁桥作为当时中国与盟国唯一战略补给线上的咽喉要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东战区西南国际大通道的交通命脉，是国内留存的最大最完整的“二战钢桥”。
飞机运输方面，在黄平旧州大坝兴建的可以加油和维修的野战简易机场——旧州机场从1943年秋起到1945年春末，其停驻的中美空军与日本空军作战数十次，先后出动各类战斗机、重型轰炸机百余架，击毁击伤日机120余架，成为抗日战争后期西南地区的中心机场。另外，1944年初决定修建的独山机场不仅有供盟军作战飞机起降的功能，同时它还承担着中美航空运输机从“驼峰空运”航线中转运军需和生活用品等的功能，独山因此成为“驼峰空运”物资重要中转地。
铁路运输方面，当时的黔桂铁路在开辟通道以加强对国统区的联系、巩固以陪都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大后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抗战物资通过航空运输到独山后，就经黔桂铁路和公路分运到贵州各地和广西等地。
人员转移大通道
贵州地处西南，是连接四川、云南、广西、湖南等地的交通枢纽。抗战期间尤其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大量人口、工厂、学校、政府机构等向西南大后方转移，贵州成为人员转移的关键通道，为保存抗战力量和国家命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转移方面，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发挥了积极作用，中共重要人物如徐特立、叶剑英、叶挺等都通过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进行转移。进步人士、华侨、港澳同胞经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由贵阳到重庆的也不少。此外，在历史文化名人转移方面，郭沫若、茅以升、茅盾、田汉、巴金、徐悲鸿、闻一多、苏步青等都经过贵州进行转移。
在难民转移方面，由于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地区沦陷，大量的难民涌入贵州省，贵州成为收容难民的主要地区。抗战期间，在日军侵华战争环境下逃难到贵州的难民高达70多万人，贵州发放救济津贴1.5亿余元。抗战结束后，贵州共疏散难民42008人。其中，贵阳市动用车辆470车次，输送了苏、皖、湘等18个省难民14940人，其中华侨761人。
文教迁转庇护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7月到1938年8月底，全国108所高校被轰炸破坏的达91所，其中被破坏较严重的25所高校不得不暂时停办。为了保存华夏民族教育文化的命脉，大批学校纷纷内迁，出现了一次波澜壮阔的“文化西迁”。其中，浙江大学于1940年2月西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并在此办学长达7年之久，取得丰硕的教育成果，被称为浙江大学历史上最光辉的7年。浙江大学西迁不仅保护了竺可桢等一批著名教授和科学家，而且为祖国培养了李政道、程开甲等一批栋梁之材。
抗战时期，还有7所高校相继迁到贵州，其中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之江大学工学院迁贵阳，唐山工程学院迁平越，中正医学院迁镇宁，广西大学、桂林师范学院迁榕江。1944年底，黔南事变发生，独山沦陷后，又有部分高校再次迁移。在这期间，陆海空三军院校也纷纷迁贵州，其中防空学校、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迁贵阳，陆军大学、步兵学校、军官外语补习班迁遵义，炮兵学校迁都匀，陆军军官学校四分校迁独山，军医学校、兽医学校迁安顺，海军学校迁桐梓，通信兵学校迁麻江，辎重兵学校迁龙里，中央陆地测量学校迁镇宁。
文化财产的保护方面，1939年初，故宫博物院将80箱共计1022件国宝秘密转移至安顺华严洞，在洞中隐藏近6年。这些国宝大多为历代书画精品，其中不乏许多稀世珍品。1938年4月30日，被学术界誉为“东方文化金字塔”的文澜阁《四库全书》运抵贵阳，总计3467部42536册。《四库全书》先后藏于贵阳科学路贵州省立图书馆、威清路张家祠堂以及鹿冲关地母洞，秘藏时间长达6年零8个月。
国际援华中转站
贵州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相对安全的战时环境以及国民政府构建的交通网络，成为国际援华人员、物资等向抗战前线和大后方转运的重要中转站。这一中转站的角色对抗战后期维持中国战场的物资供应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是国际援华医疗队。贵阳图云关一度成为后方的医疗救护中心，曾经有3000多名医疗人员的“国际援华医疗队”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组织下来到图云关。援华医生们参加了战地救护工作，为抗日将士治病疗伤，培养军队基层医务人员，向当地老百姓和士兵宣传医疗卫生知识，也为驻地附近的居民看病治疗。国际援华医疗队的医生们秉承人道主义理念，为中国抗战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二是“和平村”。“和平村”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的别名。1938年2月成立于湖南常德，主要关押中国南方战场上俘获的日军俘虏。1938年12月迁至贵州镇远，在镇远的时间长达6年之久，先后关押日军俘虏600多人。收容所的管理人员耐心善待日俘，使战俘们逐步从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中醒悟过来，部分日俘最后走上了反战之路，这有力地瓦解了日军士气，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三是南洋华侨机工。“南洋华侨机工”代表着抗战期间3200余名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回国参加抗日运输工作的爱国青年群体。因当时国内汽车司机和修理工严重短缺，1939年陈嘉庚应国内之请代为招募汽车司机及修理工回国服务，短短5个月内就为滇缅公路抗战运输线输送了3200余名机工，他们驰骋在贵州的群山间，顺利完成运输任务和车辆的交付。南洋华侨机工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
四是“飞虎队”。1941年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正式成立，总部设在昆明，陈纳德为志愿大队指挥官。民间称为“飞虎队”。“飞虎队”有800余人常驻黄平旧州机场，在此起飞的战机先后参加多个重大战役，并对保证“驼峰航线”的畅通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抗日战争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