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安顺，石头寨子安静地卧在喀斯特群山之间。风从田埂上吹来，带着稻谷将熟的气息，也带着某种古老回响。仿佛600年前那支从江淮出发的队伍，从未真正走远。
9月22日，“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之探寻屯堡文化”走进安顺市平坝区天龙镇天龙村、西秀区大西桥镇鲍家屯村。
自2024年贵州开展“村史村事”征集活动以来，收集整理13695个行政村的村史村事，目标是做到“村村有历史，寨寨有故事”。安顺屯堡，正是这场乡土记忆打捞中，最值得细读的篇章之一。
天龙村
一群学者和寻访者踏入这片土地，在百年学堂里触摸耕读传家的文脉，在古水渠边感受先民治水的智慧，在地戏的锣鼓声中聆听忠义的故事。他们试图读懂这个被石头围合了6个世纪的文化样本：它从何而来，为何能存续至今，又将在今天走向哪里。
中原文化南下到黔中，长出一种全新形态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安顺地戏传承人顾家顺站在场中央，身着战裙，脸上扣着精雕细刻的木质面具，演绎《三国演义》里的忠义故事。
地戏表演
在安顺一带的村寨里，地戏常常从田埂边、院坝里、节庆中生长出来。故事里有金戈铁马，有忠臣良将，也有家国危难中的取舍。看上去，它演的是古人的征战。细听下去，唱的却是屯堡人一代代传下来的忠于家国的深厚情怀，勇于开拓的坚毅品格，和合共生的高超智慧，融合创新的恢宏气度。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员毛佩琦将地戏概括为“文化迁移与再生的过程”：中原文化一路南下，到了黔中这片土地，扎下根，生发出来，与当地的民俗相互缠绕，最终长成了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
这种“新”，并非凭空而来。
顾家顺的爷爷，曾在1995年远赴韩国表演地戏，那是屯堡地戏走出国门的早期记忆之一。如今，顾家顺自己也登上了中央歌剧院的舞台，今年11月，他还将带着地戏前往埃及。
地戏从600年前的军屯岁月中萌芽，在代代屯堡人的口传身授中生长，又在一次次走出村寨、走向世界的脚步里，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
专家学者与顾家顺交流
安顺学院文化旅游研究院教授吴羽则屯堡地戏理解为三层结构。
第一层是家国情怀，地戏让村寨里的人明白，脚下的土地、家族的传承、日常的劳作，都与更大的国家叙事相连；第二层是忠和勇，地戏通过人物命运进入观众心里，成为屯堡人判断是非、理解忠义、传承家风的重要参照；第三层是内核与外形，地戏的内核是家国情怀，外在形式随着时代变化，面具、唱腔、剧目、传播方式都在更新，但只要核心精神仍在，地戏就仍有生命力。
贵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院长、贵州省屯堡研究会副会长陈忠松教授则从另一个角度补充了屯堡的意义。
他认为，屯堡文化既有“刚”的一面，六百年来深刻改变了黔中的政治格局、民族构成、社会结构、文化基础和商业发展；也有“柔”的一面，地戏、花灯、山歌等民俗，更像一种生活里的精神出口：在艰难时给人慰藉，在平常日子里维系认同。
陈忠松还提到，在屯堡周边的民族村寨中，一些布依族、仡佬族、苗族群众也会在节庆中表演地戏。不同村寨的人在同样的锣鼓声中相遇，在同一类忠义故事里理解彼此，在共同的文化记忆里形成更紧密的联系。
耕读传家的根没丢，新式教育的潮也接住了
地戏的传承，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一部地戏唱本动辄数万字，唱的人要背得下来，听的人要听得懂戏文。这背后，靠的正是屯堡人世代积累的识字传统。
安顺市平坝区天龙学堂，是贵州乡村最早兴办新式教育的场所之一。100多年过去，教室里早已不再读四书五经，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教育。
明朝有一重要制度：“科举必由学校”。不经学校，不能参加科举；不参加科举，不能做官。这意味着，学校不再是中原士大夫的专利，它要铺到边疆、铺到卫所、铺到穷乡僻壤。不仅汉族地区要建，少数民族地区也要建。
效果是惊人的。整个明代，贵州地区出了400多名举人，还出过2位状元。在科举竞争如此激烈的时代，教育真正扎进了黔中大地。
陈忠松补充了一个细节：天龙村虽然不大，但几百年来，识文断字的人非常多。在九年义务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村里的成年人几乎都有文化，“地戏能在屯堡扎根如此之深，和这里深厚的文教传统密不可分。”
专家学者在天龙学堂进行交流探讨
“天龙学堂，今天还是做教育，并且与时俱进。”毛佩琦称赞，新式教育来到屯堡的时候，屯堡人敞开了怀抱。
“耕读”两个字，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分量极重。毛佩琦说，中国人常讲，天下第一等的事是读书，天下最根本的事是种地。有耕才有生活，有读才有进步。耕读之家，是中国农业社会最朴素也最深远的理想。
但耕读不是静止的。
耕读教育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过去读四书五经，现在读物理化学、现代科技、外国文学；过去“耕”是种田，现在的“耕”是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现在的“读”是现代各行各业的新知。
耕读传家，不保守、不拘谨，反而不断向前、跟着时代进步。
“国家担当、文化坚守、顽强进取、包容共处。”毛佩琦用这几个词概括屯堡文化的内核。天龙学堂，恰好是这些品质交汇的缩影：它既守住了“耕读传家”的根，又接纳了新式教育的潮；它既承载着中原文脉的厚重，又在贵州山地长出了自己的枝叶。
江淮的灌溉理念进了石山，找到了新的表达
西秀区大西桥镇鲍家屯村的灌溉用水，是被“请”出来的。
明初“调北征南”的屯堡先民，面对山多、石多、水藏得深的喀斯特地貌，顺着自然的脾气，砌出了一套鱼嘴分水、自流灌溉的水利体系。
这套体系后来被称为“小都江堰”。它没有都江堰那样浩大的声名，却同样精妙：一道鱼嘴将河水劈开，旱时引水入田，涝时泄洪归河，常年守护着村中2300多亩稻田。2006年，鲍家屯古水碾房斩获联合国亚太遗产保护最高卓越奖。
换句话说，鲍家屯的水利，是中原农耕文明与贵州喀斯特生态之间的“对话”。江淮的灌溉理念到了黔中，没有水土不服，反而在石山之间找到了新的表达方式。
专家学者在水碾房展开交流
毛佩琦认为，先民在这件事上展现出的智慧，令人叹服。今天我们能建设更复杂的超级工程，为什么还要来看这个？“因为它承载的是先民的生产劳动，是对美好生活的朴素追求。”
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对自然的破坏与牺牲。鲍家屯这样的水利工程不同，它是优化自然、提升自然。
在毛佩琦看来，传统史学研究往往聚焦于宏观叙事，政治、国家、天下、制度，很难深入到一家一户、一乡一里的历史当中。但正是这些村寨的历史，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整体，“把村史村事讲好，就是把中华传统文化讲好。这些来自文化源头的启示，完全可以为我们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借鉴。”
鲍家屯村
安顺学院文化旅游研究院教授吴羽认为，鲍家屯的价值，不止于“一个水利工程”，“是中原江淮的农耕文化、农耕智慧，在西南边疆地区的呈现和展示，是文化交融和传承的案例与载体。”
要理解屯堡在贵州历史中的分量，也不能只从“一个地方文化现象”去看。
吴羽的判断很直接：屯堡改变了贵州的政治格局，改变了贵州的民族构成，改变了贵州的社会结构，改变了贵州的文化基础，也改变了贵州商业的发展。
毛佩琦说，有时候我们需要离开屯堡本身去看屯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看看更大的国家格局与国家战略，才能最终理解屯堡的意义。
专家学者来到鲍家屯村进行探访
专家学者交流丝头系腰的制作技艺
西南边疆的巩固，是整个国家巩固的基础。明“洪永盛世”，史书称“远迈汉唐”——贵州，正是支撑这份强盛的重要基石之一。
